某顿首启崧老宫使右丞台座：岳阳人还，奉十二月五日所赐教，审闻钧候胜常，感慰无喻。岁华改新，伏惟茂对令辰，拥培殊祉。某待罪澧阳，才息肩，复闻有海南之行，不胜惶惧。束装俟命，即上道，然传报已久，而命犹未至，益以震悚。章疏不知曾见否？大槩以六事为言，其五皆靖康往事，其一谓罢黜不当，迂路归无锡，且与县官饮宴惠山，复资囊士人上书诋朝政得失，冀复召用。所以屏之海外，坐此而已。方建炎秋八月丐罢相而归，至十一月始有落职之武昌指挥，则当其未谪数月间，不归其家，将安归乎？惠山乃靖康间所赐，以为功德院，一诣饭僧，初未尝与县官饮宴也。至资囊士人上书言事，冀复召用，此岂理也哉？是身许国已久，方宣和末变故汹涌，及靖康中谗谤沸腾，分甘死矣，得逮今日，皆其馀也，岂复吝惜？然圣主在上，睿知日跻，如日中天，而万物毕照，终冀蒙察，死且不朽。自古贤智不能自免者多矣，况以疏陋之姿，而值艰危之际，进不量其材力，退遂至于颠隮，罪大谪轻，夫复何道？数舍之远，无缘一别，情可量也。前蒙借示《春秋集传》，玩味谛绎，心舒目明，不能去手。此书黯闇久矣，今乃灿然，非精思深考，超诣自得，何以及此？叹服无已，辄作数百言书于后引之末，未知是否，殊愧率尔也。然前书所谓犹有疑者，窃恐未免有求之太备、索之太过去处，而三《传》之说亦有邈焉与经相违者，正当信经而不信传，痛删去之，然后圣人之意明，不当尚取其近似之说，以亏一篑之功也。愿试陈一二，以质所疑。孔子因鲁史而《春秋》作，于史之阙则亦阙之，所谓信以传信，疑以传疑，故曰「吾犹及史之阙文也」。若桓四年不书秋冬，十五年夏五不书月，十七年五月不书夏，此皆史之阙文，故圣人因而不书以志阙。若于不书秋冬、不书月、不书夏，取诸成岁及辰计之数，求其义而为之说，则恐求之为太备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于天地灾祥必谨书之，使畏天者知其故而恐惧修省，故曰「天垂象见吉凶，圣人象之」。若书常星不见，夜中星陨如雨，地震山崩之类，此皆德政不脩、有所感召而然，故圣人书之以记灾。若于常星不见，夜中星陨如雨，言霸统将兴而兆齐小白；于甲辰、甲午地震，言素王终始而生死孔子；于沙麓崩，言晋文公将霸之祥而地理决，则恐索之为太过。三《传》之说，固有与经相违而可信者，如经书赵盾弑其君，而传言盾之罪在于出不越境，反不讨贼而已；经书许世子买弑其君，而传言买之罪在于不尝药而已。弑君，大恶也，圣人正其罪而书之，岂苟然哉！虽三《传》之说与经不同，或可信者，近于义故也。至经书襄七年公会诸侯于鄬，郑伯髡顽如会，未见诸侯，丙戌卒于鄂，而传言子驷杀之。《左氏》谓子驷忿郑伯不礼，使贼夜弑僖公，以疟疾赴于诸侯；《公》、《谷》则谓郑伯将会诸侯以从中国，而其臣欲从楚，故弑之，所以不书，「弑」者，为中国讳也。夫以不礼于其君与所从不同之故，遂成弑君之恶，恐不若是之甚。《左氏》载八年楚师伐郑，子驷、子国、子耳欲从楚，子孔、子憍、子展欲待晋。子驷曰：「民急矣，姑从楚以纾吾民。晋师至，吾又从之。敬共币帛，以待来者，小国之道也。牺牲玉帛，待于二境，以待强者，而庇民焉。寇不为害，民不罢病，不亦可乎」？由是观之，则子驷亦无必从楚之意，将会诸侯，遂先弑其君，何哉？《左氏》第言子驷弑僖公，初不言经所以不书弑之义，而《公》、《谷》言之。夫春秋二百四十年间，弑君三十六，孔子皆正其罪而书之。弑君而贼不讨，则不书葬，以责其臣子。今书郑伯髡顽如会，未见诸侯，丙午卒于鄵，又书葬郑僖公，则僖公欲会诸侯，未见而卒尔，理甚明白。三《传》之说，皆不可信，当悉删去之，以经为信可也。某尝谓介甫作《字说》，其发明义理之学甚深，然人得以议之者，以求之太备故也。古者六书有象形、谐声、转注、假借、会意之类，而一切以义训之，故不免有穿凿之患。然则《春秋》因史之阙文略而不书者，存而不论，勿求之太备则善矣。又尝谓汉儒言灾异，其指陈天人之际甚明，然后世得以议之者，以索之太过故也。惟先格王正厥事睹天地之变，则侧身脩行以应之，而汉儒一切引类为之说，故不免有附会之弊。然则《春秋》于天地之灾祥谨而书之者，论其大意，而不索之太过，则善矣。孟子曰：「尽信《书》，不如无《书》，吾于《武成》，取其二三策而已」。信道之笃，取舍于经者犹如此，而况于传乎？三《传》独《左氏》躬见鲁史，公、谷乃得于传授。《春秋》书「君氏卒」以讥世卿，《左氏》乃言君氏为隐公之母，善学《春秋》者去而弗取，则郑伯之弑，讵可信哉？是三者，窃意以为如此，未敢必也。承切磨之喻，故不敢自隐，或有可采，愿无以人废言；其或未然，却告垂诲，幸甚。方幸江、湖间，相去不远，书问往反，可以资讲贯之益；今乃屏之海外，邈无还期，离群索居之念，宜何如哉！世路方艰，千万为此道自重，不宣。某再拜。

称人者，贬也，而人不必皆贬，微者亦称人。称爵者，褒也，而爵未必纯褒，讥者亦称爵。继故不书即位，而桓、宣则书即位。妾母不称夫人，而成风则称夫人。失地之君名，而卫侯奔楚则不名。未踰年之君称子，而郑伯伐许则不称子。会盟先主会者，而瓦屋之盟则先宋。征伐首主兵者，而风之师则后齐。母弟一也，而或称之以见其恶，或没之以著其罪。天王一也，或称天以著其失，或去天以示其非。

《春秋》为无王而作，孰谓隐为贤且让而始之哉（以上总论。）？

子叔姬先书被执，次书来归，非郯、杞之比。夫商人弑君自立，又虐其国君之母，天子不能讨，诸侯不能伐。季孙行父再如晋，诸侯为是盟于扈，皆无能为而退，徒得单伯之至，子叔姬之归而已，而兴兵以侵鲁者未已也。于以见晋霸之不竞也，于以见诸侯之有弑君者而莫之讨也，于以见齐之横而鲁之弱也（文十四年，齐人执子叔姬。）。

翚弑隐公，遂弑子赤。桓公之立，逆女使踂；宣公之立，逆女使遂。斯二人者，在国以为贼，而桓、宣以为忠也，故终桓、宣之世，踂、遂皆称公子，无异词（宣元年，公子遂如齐逆女。）。

礼有重轻先后之不同。以祭视绎，则祭为重而绎为轻；以绎视卿佐之丧，则绎为轻而卿佐之丧为重。有国者当图其称也（壬午，犹绎，万入，去硁。）。

内取外邑皆曰取，如取郜、取防、取訾娄。外归鲁地皆曰归，如济西、龟阴及瘌、阐、汶阳田，鲁地也，齐人以归于我，当曰归。今而曰取者，盖因晋力而取之也。归者，其意也；取者，我也，非其志也。于后齐复事晋，故八年使韩穿来言，归之于齐。然此年齐归我田书曰取，八年齐取我田乃曰归者，取之自晋，归之自晋，以见鲁国之命制于晋而已。故虽我田也，而不得偃然有之，其犹寄尔。故齐归我田书曰取，犹若取之于外者；齐取我田书曰归，犹若齐之所有也（成二年，取汶阳田。）。

公之此行，内有侨如之患，外不见于霸主，故危而致之（成十六年，公至自会。）。

不书及，内之也，鄫有国而私属于鲁，鲁之私属鄫也，皆不臣之著也（襄五年，叔孙豹，曾世子巫如晋。）。

成九年为蒲之会，将以合吴，而吴不至，故十五年诸侯之大夫会之于钟离。前三年悼公盟鸡泽，使荀会逆吴子，而又不至，故此年使鲁先会之于善道。凡此皆往会之也。至秋戚之会，序吴于列而不复殊者，因来会也。凡序吴者，来会我也；殊吴者，往会之也（襄五年，仲孙蔑、卫孙林父会吴于善道。）。

日食之变起于交也。有虽交而不食者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，而日食三十六。有频交而食者，此年及二十四年，三年之内连月而食者再也。诸儒以为历无此法，或传写之误。然汉之时亦有频食者，高帝三年及文帝前三年十月晦、十一月晦是也。天道至远，不可得而知，后世执推步之术，案交会之度而求之，亦已难矣。

问：后夔、师旷之于音而有惉懘，非所以为善乐也；王良、造父之于马而有蹶骤，非所以为善御也。禹、汤、文、武、成王、周公之于政，而犹有疏阔，乌得为善治者哉？孔子曰：「行夏之时」。盖以建寅之正奉天时，授民事，为最正者。夫夏之时既已尽善，而商、周何乃建子、建丑，纷更之为四时之令，十二气之事，无乃舛逆而不顺欤？龙子曰：「治地莫善于助，莫不善于贡」。禹勤劳于天下，民之便不便，利害纤悉之际，宜无不尽者，而贡犹有所不善者，何也？夫助法既已善矣，而周人必改为彻，岂亦好为更张而不宁者欤？周初五刑之属二千有五百，轻刑与重刑相若，文王以来未之有改也。至穆王始作《吕刑》，其属三千，减大辟三百，宫刑二百，而增墨、劓为千，使轻刑多而重刑寡。夫周之初，其刑皆重，而今始轻，意者文、武、成王、周公之仁，不及穆王欤？三代之法可谓尽美矣，而时独夏为正，赋独商为善，刑独周穆王为轻，凡其法皆圣人作，而各有未尽，常求其说而不得，愿与诸君论之。

问：所贵乎圣者，贵其能知天命也。命当行耶，吾之道与之偕行；命当止耶，吾之道与之偕止。盈虚消息，周旋曲折，圣贤之所昭彻独见乎此，其必无失也矣。然而孔子执贽行于天下，所见之君无虑数十，而尤眷眷于槔灵、鲁哀、齐景而不去，甚者至于南子之污、公山佛肸之叛而犹往焉，何其求用之汲汲？战国之世，则又大异于春秋矣，而孟子持必不可合之说，以见不足与有为之君。如齐之宣王，既已不能用孟子，而犹徘徊于昼，以待其召而复也。虽蕞尔之滕，其在天下眇然甚微，而亦与之论王道，惟恐其不见用也。无乃于道自轻而不自重欤？岂知其不可而强与之欤？抑不知其不可而冒进欤？皆非所以为知天命者也。圣贤之意将安在，愿与诸生辨之。

问：天生财而民用之，君理之，必使民裕于下，君足于上，上下兼得而不可以一缺，此古今不易之道也。然夏、商、周之时两得之，汉、唐之时两失之，有不可不论者。禹之治水，勤天下之力，冀、兖之作至十有三载乃同，而馀州犹不与焉。汤之兴以七十里之国，而文王、武王亦不过百里。当其初造之时，四方君长日交于廷，征诛之师日出于外，汤又以馀力饷葛伯，文王亦岁奉商之职贡。当此时，泽梁不禁，关市不征，赋敛薄而国不匮，民不困，未尝闻其理财，而沛然常有馀，卒以此成王业，此何为其然也？至于汉、唐以全盛之天下，而又理财之道日夜讲求，无所不至。汉之榷酤、盐铁、白金、皮币，唐之隐户剩田、间架之利、转漕之法，无所不用。桑羊、孔仅、赵过、宇文融、第五琦、刘晏、李巽之徒，鞭算心计，无所不尽。然而君民皆耗虚，至以此生变，此又何为其然也？岂天之生财饶于古而啬于后耶？抑时有盈有虚，而术有善不善耶？恭惟国家军国之费亦广矣，然比年以来罢力役之征以惠四方，又念蜀远民或有未裕，则万里遣使，求所以裕之者甚惠。日者恩诏之下，所以搜求其条目，罢而去之，以厚民者甚备，普天之民孰不衔戴？而蜀民呼舞独为甚切，吾君吾相泽流天下为甚大矣。其所以足国裕民而两得者，近所未有，此亦何道而然欤？夫不求汉、唐之失，无以知夏、商、周之得；不观夏、商、周之得，无以见今日之美，愿详著之于篇。

问：异学之在天下，君子必锄而去之者，以其有害于吾之道也。孔子曰「恶莠，恐其乱苗」，「恶紫，恐其乱朱」。所恶者，恶其似是而非耳。夫异学者，必并缘圣人之说而有甚似于其间，墨氏兼爱而同是尧舜，许行欲君民并耕而其说本于神农，孟子因而辟之，岂非以其近似而为害深也欤？吾宋元祐间，伊川程氏进于朝，其学始盛于伊洛，至今而遂广及于天下，其说一本于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，举诚与恭以为谨独之要，务在默识力行而去人欲，而全天理，凡佛老杂说皆摈斥不道，而一以孔氏为宗。天下之士见其本于孔氏也，是以波荡而从之，无疑其说之是与非，同与异，甚似而难辨者，与墨氏、许行又相远也。而论者疾之，断然以为奸，何哉？今庙堂之上又将行其说，而言事之臣皆谓异学而攻之，抑以其似是而非欤？而推原程氏之学所从得与其所从失，于吾夫子之道是否同异果如何，以明晓天下，庶几少佐今日扶正道、去异学之治云。

问：今学者率喜措意于性命之表，务为滉漾不可究知之说，以为圣贤之极至。礼乐之文绸缪委曲，灿然可以相接，则指以为粗云。往往荡然习放旷，而以区区之文为不足学，学其极至者斯已矣。吁，亦既甚病哉！且唐虞之盛而皆出于周旋揖逊，其所以变化天下之士，使之日就道德之质，各适于文武之用，刚柔缓急皆不失其中，进退语默而无愧，死生祸福之所不能动者，意其当时必有大出于礼乐之外。然唐虞远矣，犹可以想见者，惟其雍容之风尚在耳。而三代之法又养之于大学，试之于射宫，其文为甚详。士生其间，出入于和鸾玉佩之中，而燕处于雅颂琴瑟之际。衣服有常，几杖有铭，视听言动莫不有节，若此者抑亦可以为粗欤？则洒扫庭内，槔武之所警，恂恂乡党，孔子之所居者，皆今之学者所尝忽也。而二圣人之所笃行者独何哉？然昔之论君子者，以为不必相与言也，以礼乐示之而已。夫礼乐之用又何以不言而相示欤？夫成于乐，立于礼，所以为学之终始者，其旨安在？愿闻其实。

问：振天下于怠惰废弛、因循茍且之中，而与为刚健奋振、卓然有立之治，此人君之最难能，古今之最难逢，当世仁人君子、豪杰有志之士所以咨嗟愤闷，慕望而不得见者也。自非人君赫然有立于上，而天下之人杂然应之于下，有不能至者矣。昔者周之治放于柔弱，宣王起而振之；汉之治放于因循，宣帝起而振之；唐之治放于姑息，宪宗起而振之。三代以来，迄于五季，独能以刚健振起者，惟此三君而已，是可谓难得也矣。夫岂三君者独能赫然自为之哉？盖亦天下之人杂然应之，而后能至于此也。尝考之于其书，周家之臣，王命之肃，必与将之，邦国之否，必与明之，衮职之阙，必与补之，何其忠也！神爵、甘露之间，至于文学法理、工匠技巧之事，皆极其能，何其精也！元和之初，荐士三十，以助成其治者，何其盛也！岂天下之人自尽其力而为之欤？抑三君者有术于此以起之欤？不可不究明其所以然。恭惟主上当中兴平定之馀，虑天下之人久废于无事，英断独运，动荡振刷，而大作起之，广开众正之门，杜绝群枉之路，宪度一新，威令一振，风声所暨，际天所覆，罔有内外，莫不悚动鼓舞，以观千载希阔之举。《诗》云：「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」。今欲使天下之人尽革去前日怠惰废弛、因循茍且之风，群臣皆如周之忠，万事悉如汉之精，众才又如唐之盛，以大应今日惟新之治，将何道而可？其并三君所以然者悉陈之，以佐今日之万一云。

问：三代以降，天下之俗，何纷纭其亟变也！一时之士必有一时之俗，一时之俗必有一时之弊，一时之弊必有一时之害。未有有士而无俗，有俗而无弊，有弊而无害者，此何为其然也？士患智不足以识变，而战国之士智而至于诈；患勇不足以立事，而秦之士勇而趋于利；患无宽柔和易之行，而西汉之士柔则失于偷；患无刚毅挺特之操，而东汉之士刚则陷于讦；患无高远之志，晋之士高矣，而荡为虚浮；患无文章之用，唐之士文矣，而流为华靡。岂三代而下者，其俗终不可革欤？凡所以至此者，其故何也？其始必有以作之，作之必有其端；其终必有以成之，成之必有其渐。以至于风成俗定而不可复改，此又不可不求其故，而论其所以然也。其始不过出于士之所习尚，而其利害祸福及于天下而莫可解，其可不思所以救之之道欤？今欲使天下之士智而不至于诈，勇而不趋于利，柔不偷，刚不讦，高不荡于虚浮，文不流于华靡，去数代之弊，以成一代之俗，其亦有道于此乎否也？《易大传》：「君子之道，或出或处，或默或语，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」。所趋甚异，而圣人以为同，何耶？太公佐武王伐商，其功列于《诗》《书》；伯夷不食周粟，而《传》称其仁。是皆天下之大老，尝经圣人所去取者，而不同犹如此。出于圣人之后，而其趋异者将何以定其同与否耶？张良佐汉有天下，终从赤松游；而四皓则遁秦，亦不仕于汉；梅福尝上书论事，一朝弃官以去；扬子云校书天禄，严君平、李仲元皆其友也，而终于隐；严光当光武世，亦可出矣，而老于钓；荀爽，申屠蟠，徐孺子之于辟命，或就，或不就；诸葛孔明、庞士元事蜀，而庞公采药鹿门不反。当此时，管宁亦不应朝命，晋孙登居宜阳山，但抚一弦琴而不言；陶潜尝为县令矣，而赋《归去来》；王通讲道河汾，著书垂后，盖有志于世者，而称仲长子光为天隐。是众贤者之所以或出或处，或默或语，其意各安所出？于君子之道其亦有合乎否耶？所趋如此其不齐，其心果同乎否耶？

问：甚哉，文章之变，其得丧之关于天，而盛衰之关于世也！孔子曰：「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。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」！文之用否，其大矣哉！三代之盛，训诰誓命之文，风赋雅颂之作，道德仁义礼乐寓于其中，圣贤之心术，天下理乱之几微皆在，得非关于天者哉？至其衰季，孔子出焉，删定系述之文作，而其用被于千万世，何其甚盛也！岂亦禹、汤、文、武有以作成之欤？汉司马相如辈所作，而班固遂以为汉文章与三代同风，其果信然耶？然固之论，如贾谊、司马迁、扬雄，不在其列，何也？唐文自太宗以来，犹未改六代浮靡之习。大历、贞元间，韩愈、李翱、柳宗元出，而唐文始复古，亦可以庶几三代之文否也？汉、唐之文，君亦有以作成之欤？恭惟吾宋二百馀年，文物之盛跨绝百代，盖其始盛于庆历、嘉祐、治平，而后一振于元祐，文采述作、论议术学众多繁夥，又非汉、唐之所可几及矣。然则祖宗之所以作成之者，亦以何道哉？夫得丧之关天，盛衰之关世，千百年之间，其盛不过汉与唐与吾宋三而已。但吾宋之文章，其所从兴与其所从盛者何由？与三代、与汉、与唐何辨？作成之道何由？断而论焉，一王之法为百世之鉴可也。

问：为天下者既有已行之法，必务为可见之效，而后天下可为也。使其法令虽行而成效不见，民不被其实利，而国不蒙其休美，则所为法令者，是徒为无益之文具而已，其将何以致天下之理哉？国家自军兴以来，岁周一星有半，亦久矣，今始享一旦息肩之安，则夫所以讲求乎国本，设为已行之法而责其可见之效，使民厚其业而乐其生者，在今日所不可缓也。昔汉文当高祖创业之后，专以农为务，其诏之为农而下者十常六七，亦以其不可缓焉耳。是以当时海内富足，兴于礼义，几致刑措，亦其效之可见者也。主上比岁以来务农之诏旁午于郡县，不啻汉文之日矣，而犹以农不加劝，谷不加多，户口不加益，而仓廪日虚为叹，何哉？日者下诏旨，欲责漕臣，使率属部守令正经界，均赋调，趣耕殖，以为民仰事俯育、养生送死之计，夙夜之意至深切也。然考之于田野之间，则今日之弊犹前日也。经界之未正，赋调之未均，耕殖之未趣者，尚多有也。呜呼，当循习之久，经界未易正也；多寡之不齐，逃匿隐落之不一，赋调未易均也；荒芜之多而游手之众，耕殖未易趣也。然则将何术以正之、均之、趣之，使效有可见而法不为虚行，使民被实利而国蒙休美哉？方求其术而不得，诸生其条陈之。

问：三《易》之书名之所命必有其义，书之所作必因乎人，卦之所次，数之所占，孰同而孰异？取而为卜筮者，孰当而孰否？其推明之。

甚矣，道之难明也。闻道者多而知道者少，语道者众而味道者希。其弊盖起于世之儒者，措意太过，立言太高，而不能知道之深，味道之切，是以道日远人，而人亦以道为清虚无用之物，举而措之庄、老之间，是不知道可以一言而尽。孔子曰：「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。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」！此言道也，非言文也。语道至是，则道之兴亡，非天而何！茍天下幸遇圣人，百度修明，庶政和穆，则是道也，应入于刑名度数之间，而为礼乐刑政之化。天下不幸而逢暗世，则是道也，亦将自晦于无用之地。历古而来，圣圣相承，虽所尚之不同，所为之各异，而区区所传，亘千古，历万变，亦无非是道而已矣。故董仲舒曰：「道之大原出于天，天不变，道亦不变」。三圣相承而守一道，故《系辞》亦曰：「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。化而裁之谓之变，推而行之谓之通。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」。故古之圣人所以体道之妙，用道之实，其示天下也，虽有可见之迹，而实运于不可见之心；虽有可知之事，而实藏于不可知之用。其举而为事业，则可知而可见者，常载于《诗》、《书》；其化而裁，通而变，不可见而不可知者，独传于三《易》。则《易》之书，实天之所畀，道之所在，岂可轻议之耶？昔伏羲之作造于太古之初，其圣神之妙，仰观俯察，可以画卦矣，然而未敢以自为也。及龙负图而出于河，龟负书而出于洛，乃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。文王当明夷之时，羑里之难，险阻艰难备尝之矣，重爻之意，亦未敢以自擅也。及凤凰之至，乃始精六十四卦而重之。仲尼值晚周之衰，负天纵之将圣，以好学之不倦，亦可奋然而兴《易》道矣，然亦未敢自专也。亦曰：「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」！逮夫五十以学《易》，且韦编三绝，岂非是书也天之所畀，道之所在，而圣人亦不敢以轻议者耶？向使凤鸟不至，而河不出图，是数圣人者，亦泯然而已矣。奈何圣人虑患之心，思天下后世之切，至以谓吾而不言，千百载之后，吾之所为妙用者蔑而不传，则道亦从而丧矣。是以伏羲、神农、黄帝则有三《坟》焉，夏、商、周则有三《易》焉。三《坟》亦三《易》也，三《易》亦三《坟》也，其妙道一也。是皆圣人不可易、不可知之事存乎其间。盖是书也，亦幸而出于三皇之时，而显于三代之际；亦不幸而罹春秋，更战国，遭秦历汉，泯没于千百载之后，遂使腐儒曲学得以肆其臆说，妄议上古，遂以为无用之具。虽或取信于一时，然亦不过目之为卜筮之书。大抵其说不过有四：以为春秋之时，左史倚相能读三《坟》、五《典》，楚子指以视子革，以能读古书。春秋之至今几千百年矣，时之久远，此其所以致疑者一也。历古而来，典籍之阨，不可胜数矣。风雨之沾霈、水火之沈烬亦屡矣。西汉之兴，虽间出于屋壁之藏，未必能无遗散者。故汉下求书之诏，是书亦不显于是时。《艺文志》所录古书为详，而是书亦不载于当世，此其所以致疑者二也。《周易》实出于近古，遭秦焚书，又以卜筮独得不废罢。然而「载鬼一车」，「需于血，出自穴」，与夫《系辞》所谓子曰之辞，后世之议者未免致疑于其间，况是书《姓纪》、《皇策》、《政典》之篇，文辞质略，义旨深厚，不可以言语造者，又焉能晓其义耶？此其所以致疑者三也。羲和湎淫，夏后征之，其出征之辞引《政典》曰：「先时者杀，不及时者杀」。后世莫不以为夏后氏为政之典，虽孔安国亦莫不以为然。今此书《政典》之篇，颇与《书》合，则其辞之可具载于《诗》、《书》，隐而难知，略而不详，又不过如此，此其所以致疑者四也。呜呼，历是四疑，而遂使三皇与夫文王、孔子尽心者流，非特郁郁不伸，又入于卜筮之学。夫岂知治天下之妙用实在于此，人更三圣，世历三古，天之所畀，道之所在者欤？噫，所不可知之事阙之可也，所不能之事置之可也。茍不能然，而簧鼓邪说，妄指圣人之书以为伪妄，吁可痛也！幸承明问之，及欲论是书之义，则非止十稔之穷思，数万之累辞，盖圣人之神道妙用寓于其间，而实非区区场屋之文敢议也。若夫止于名之所命，书之所作，卦之所次，数之所占，与夫取而为卜筮，下及诸儒之论，秘府之藏，则亦不敢不论，以攻邪说。恭惟神宗皇帝以道德格天下，以淳厚化斯民，天人之妙趣，性命之至理，蔼然见于当时。故天不爱道，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复降是道以助至化。元丰之七年，西京之部使者巡按部属，历唐州之比阳，是书复出于野民之家。天之未丧斯文，岂特斯民之幸，而亦吾道之幸也。昔孔安国叙《书》，以为伏羲、神农、黄帝之书，谓之三《坟》，言天道也。今考《坟》之所以有三，曰山坟，言君臣民物，阴阳兵象，谓之《连山》；气坟，言归藏生动，长育止杀，谓之《归藏》；形坟，言天地日月，山川云气，谓之《坤乾》。盖《坟》虽兆于三皇，而其道实显于夏、商、周之际。故仲尼常曰：之杞而得夏时，之宋而得坤乾。坤乾之义，夏时之等，吾以是观之，此其命名之义，作书之人，有如此者。《连山》之书以艮为首，《归藏》之书以坤为首，《坤乾》以乾为首。虽三《易》之书卦之易次，名之不同，而其经卦皆八，其重爻皆六十有四。及夫揲蓍布数，取以为占验，则阴阳老少之文，大抵亦不离乎七八九六而已。盖七八者，少阴少阳之数；而九六者，老阴老阳之数。天地之所为，时运之所会，虽圣人亦岂得与夺于其间耶？此其次卦之序，占数之际，虽稍有不同，大抵如执会要，以观方来，终于殊途同归耳。此其卦之所次、数之所占，其同异有如此者。然而《周礼》独载是书于太卜筮人之官，而纯取以为卜筮，遂使圣人之神道，以为后世淫巫瞽史卜肆占市之设。先儒或以《周礼》为战国之说，不足怪者。且左氏好巫，其所载占筮最为详悉。以《周易》为占者十有六，以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为占者一。南蒯之筮，《周易》之筮者也，遇《坤》之《比》，其繇曰：「黄裳元吉」。穆姜之筮于东宫，此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之筮也，遇《艮》之八，其繇曰：「元亨利贞」。是南蒯、穆姜之筮皆吉兆，然而咸以为不祥之事。惟此二兆颇为近正，其馀又怪诞不经，则是书谓之卜筮则可，谓之纯为卜筮则不可，此其所以为卜筮者如此。然是书之不幸汩没于世，而杜子春、郑康成皆先儒之美者，而无一言以及之，又从而为之说曰：「此阴阳之说也」。惟杜预、孔安国辈粗能得之，而亦纷纷藉藉，终以不振。至于隋唐之盛，括囊典籍，文物灿然，而秘府所藏，尚不过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二十三卷，而《坤乾》之书，亦未见其间，此其诸儒之论，秘府之藏，不过如是而已，此三《易》之始末也。抑尝论之，书之泯没于世，非大圣大贤则不能振起之也。有若《荀子》，有若《鹖冠子》，有若《仪礼》，有若《墨子》，非韩愈而振起之，则与异端邪说并弃于世矣。有若《列子》，有若《文子》，有若《鬼谷子》，有若《亢仓子》，非柳宗元而力辨之，则其遗编馀论，亦与草木而煨烬矣。是数子者尚不过论五霸之大略，或崇虚无之空言，或为黄老刑名之学，或出于战国纵横之流，而二贤尚能扶持，使炳耀以传诵于人之耳目，况三《易》之书，天之所存，道之所在，圣人之妙用存其间，此正诸生喜与执事者论之。

问：东京何休道术深明，有闻于世，其解诂《公羊》之传也，以《春秋》之论駮汉家之政，凡六百馀条。其说虽不传，然意其为人，必非茍然者。其后服虔又以《左氏》之说正何休之駮，凡六十馀条，则何、服之学，其可谓通经术而晓世务者矣。诸君得为何休，其能駮汉者何事？使诸君为服虔，则其駮何休者何说？

六经备于孔子，隐于战国，火于秦。比汉兴，稍复出矣。而西京以朋党乱，东京以图纬惑，圣人之意，其存者鲜。夫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，非明问之所及也，请独以《春秋》言之。《春秋》之为经一，而为传者有三。汉武帝表章六经，《公羊传》盛行于时，《谷梁》之学出于宣帝，《左氏》之学起于哀、平。言《公羊》者，有严、颜、眭孟之徒，而胡生为之祖；言《谷梁》者有伊、胡、申章之徒，而鲁荣广为之宗；言《左氏》者有陈钦、贾护之徒，而刘歆为之倡。刘歆尝欲立《左氏》矣，而大司空师丹以为非毁先帝。严彭祖尝奏议殿中矣，而太傅萧望之折之以《谷梁》之言。言世次则有孔子、子夏传授之殊，言远近则有齐学、鲁学之异。大抵经有数家，家有数说，分文析字，烦言碎辞，信异说而背传记，是末师而非往古，古人所谓党同门，妒道真，而无徙善服义之心者是也。光武中兴，承新室诡政之弊，而白水卯金之语，执以为受命之符。此风一扇，天下靡然从之，于是圣人之经与邪说并行矣。郅恽之论，谓汉历久长，孔为之训，而贾逵之攻二传，则谓刘氏为尧后，惟《左氏》独有明文。然则《春秋》之旨，其说杂乎谶纬者类皆如此，是可叹也。愚尝论之，西汉之士乱于朋党，故朝廷之上无豪杰之士，而新室之变遂以兴；东汉之士惑于邪说，故圣人之教日以沦亡，而西域之书于焉得入。此理势之自然，无足怪者。观西汉《春秋》之士，如公孙弘、董仲舒、翟方进，可谓大儒矣。然公孙挟诈多私，中伤贤士，迁董仲舒，杀主父偃，皆出阴谋，则《春秋》善善恶恶之理，宏盖不知也。方进内求人主微指以固其位，善淳于长以持其宠，此正犯《春秋》外交之讥。惟江都董生慨然力学，有意乎三代之际矣，然犹不能卓立杰出，而《玉杯》、《繁露》、《竹林》之书，阴阳闭纵灾异之学，皆守《公羊》之家法，宜乎后世之所深惜者也。东京郑康成囊括大典，网罗众家，号为仲尼之门未能远过，而贾景伯父子盖杜征南所谓先儒之美也。然二人之学，皆以图谶从事，则其他可以想见矣。景伯常入讲南宫，黜二《传》以扶丘明，彊执诬罔之辞以符异端之说，使丘明有灵，其将喜之乎？何休尝以私意著《三传优劣论》，而康成为之「发墨守」、「针膏肓」、「起废疾」，休见而叹曰：「康成入吾室，操吾矛以伐我」。然何休之与康成，要皆图纬之学也。左右剑佩，彼此相笑，岂容一胜一负者乎？陈元有言，诸儒之驳议皆「断截小文，媟渎微辞，以年数小差，掇为巨谬，遗脱微细，指为大尤」。所谓小辩破言，小言破道，此两汉之风俗也。明问所谓何休驳汉事六百馀条，服虔驳何休之所驳六十馀事，亦不复置言可也。诚难以辱执事之听矣。然审是去非，学者之职也，试以其学乎《春秋》者妄为执事言之。汉自高祖以来，治杂霸道，而叔孙通绵蕝之礼已为一代伟观，则其君臣政事得罪于《春秋》者如何也？《春秋》「公及戎盟于唐」已重讥矣，而奉春君至于与匈奴结和亲约；《春秋》初税亩已深贬矣，而武帝至于算及舟车。起柏梁台，筑台于秦之罪也；射蛟江中，矢鱼于棠之诛也；郡国建庙，立武宫、炀宫之黜也。何休之驳不知其为何语，而愚之所驳与休异者，愚不学图谶也。《公羊》之书喜为怪僻，而何休学之又复甚焉。以《春秋》托受命于鲁，托隐公为受命之王，是则无君臣之分；以绝文姜不为不孝，拒蒯聩不为不顺，是则无父母之恩；以纪季之权绝先祖之祀，是则无兄弟之义。以至三统之论，灾异之应，皆为违经背道，而血书端门之语，尤为名教之罪人，此何休之失也。服虔之驳不知其为何语，而愚之所驳与虔异者，愚不党同门也。呜呼，何、服之学，愚虽未尝见而以为不足言者，以其人观之也。何、服之学，愚以为不足言而终有言者，以《春秋》论之也。《春秋》之学于今盛行，《左氏》以杜征南，《谷梁》以范武子，而《公羊》则以休也。愚纵观三家之书，考其行事，而休实非二子徒也。杜征南奇谋伟论，振耀一世，而江南之役遂收破竹之功，谓其不深得《左氏》可乎？范氏之不私所学，考圣经而质众传，斥何晏、王弼之论，破晋朝浮靡之风，此其存心以公之效也。执事所谓通经术而晓世务，愚意以为有二子之学，而后可以当焉。若夫讲论当世之务，质以《春秋》之说，则常日愿效二子之为人，固不敢以容易谈也。

问：朝廷之所尚，天下之所趋也。所尚者正，天下悉趋于正；所尚者不正，天下悉趋于不正。枢机之所发，本原之所自，不可不谨也。盖三代之季，六经之书既作，而专门之学未闻于天下也。庄老之学虽出，而浮虚之学未闻于世也。至西汉宣帝与诸儒讲六经于石渠，东汉显宗亦与诸儒讲六经于桥门，自是朝廷所用之公卿大夫，皆专门之士也。如是，天下安得而不趋于专门之学？至西晋之君以山涛、王衍为政，东晋之君以庾亮、殷浩为政，自是朝廷所用之公卿大夫，皆浮虚之士也。夫如是，天下安得不趋于浮虚之学？此二学之行于天下，岂非汉、晋之君所尚有以驱之耶？圣贤之君如日月也，而二代之君放为淫僻，堕为此学，其失安在？吾宋之盛，朝廷之上未尝尚此，而专门浮虚之学遍天下，何哉？其所以然者，岂无所自耶？主上神明，照见新弊，申敕天下学校禁专门之学，使科举取士专以经术渊源之文，其涉虚无异端者皆勿取，所以幸惠天下之士者大矣。汉、晋之君，方且倡为此学，真今日之罪人也哉！夫专门之学行，则议论将入于不通；浮虚之学行，则人才必至于无用。则去之不可以不尽，而除之不可以不速也矣。汉、晋尚此而其学亦行，幸考其所以然而求其所自，并与汉、晋之所以失者而陈之，将告于上，尽去而速除之，以正天下之学术云。